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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為國政基金會司法及法制組召集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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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黨黨工王炳忠遭檢調以涉犯國家安全法為由，大動作搜索並拘提詢問，引發侵害人權的質疑。撇開本案掀起的政治效應不談，司法機關此次荒腔走板的脫線行徑，益證司法改革的迫切性。

從法治及正義的角度，任何犯罪行為都應該追究與懲罰，追懲犯罪則必須藉由偵查審判的刑事訴訟程序來進行。所以刑事訴訟的目的，在於「發見真實」找出犯罪者及事實，科以犯罪者應得的刑罰，同時避免罰及無辜，保護大眾的安全福祉。因此，「保障人權」成為刑事訴訟另一個重要目的。

●王案凸顯證人保障的不足

保障人權既然是刑事訴訟的重要目的，為避免國家公權力不當侵犯人權，尤其是首當其衝的刑事被告，故在訴追犯罪的偵查審判過程，設有許多機制去約束公權力的濫用。

例如傳喚、搜索及覊押等強制處分，必須有法院核發的令狀，才可以執行，審判過程也必須公平公開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可以請律師行使「辯護權」等等。尤其是司法機關必須遵守「正當法律程序」（Due process of law）的要求，這不僅為了保障人權，同時也讓公權力行使取得合法性及正當性。

只是這些相關保障機制，往往偏重於訴訟當事人之一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，對於協助訴刑事訴訟的證人或利害關係人，卻常遭到忽略。依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規定，任何人對於他人案件，均有當證人的義務。證人如果沒有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，除得處以罰鍰之外，並且可以拘提，至於傳喚、拘提證人的方式及程序，與被告或犯嫌疑人相同。

雖然如此，證人在刑事訴訟上的權利，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並未相同。例如被告對於犯罪事實的指控，可以行使「緘默權」完全不作回應，證人雖然也有「拒絕證言權」，不但有嚴格條件限制，且不得以此拒絕回答所有訊問。由於證人在偵查審判程序中，是屬於輔助性角色，並不是刑罰訴追的對象，原則上不必如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，需要請律師行使「辯護權」的必要。

另外，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，應即時訊問，且檢察官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決定羈押等處置，否則應該釋放。然而證人到場後，雖亦須即時訊問，但訊問時間卻無任何限制。

由於證人並非被告或犯罪嫌疑人，在訴訟上權利保障有所差異，本屬合理，但在實務上卻被視為執法的「巧門」。最常見的作法，就是檢察官先前是以證人的身分，把人傳來訊問以後，卻逕以被告身分提起公訴，或是用對待被告的方式，加於證人身上。此次檢調在王案中的作法，充分展現這樣的思維。

●「證人被告化」的執法瑕疵

雖然證人有依法到場作證的義務，違反者可處以罰鍰及拘提，但前提必須是證人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」的情形。根據調查局發布的新聞稿指出，本案「全力配合檢察官指揮，為順利執行作為，於案件開辦前，先行完成搜索票、傳票及拘票聲請」。

換言之，在還未完成傳喚證人之前，檢調即已得知證人將拒絕傳喚，且是「無正當理由」，故在執行前即備妥相關令狀及人力配置。倘若檢調有如此高超的「通靈預知」能力，案情豈不早已明朗，又何須如此大費周章？

更誇張的是，據聞檢調通知證人到場的兩份通知書及傳票，所載時間僅相隔一小時，難不成要證人練分身術去作證？何況同時對證人動用用傳喚、拘提及搜索，如此大陣杖的作法，簡直將證人視為被告，根本就是「大砲轟小鳥」，反映出檢調只想要「押人取供」，不但已經違反比例原則，更不符「正當法律程序」的要求。

●偵查不公開已淪為檢調濫權的免死金牌

另外，檢調還禁止當事人以手機進行直播，以及其律師進行搜索現場，並以刑事訴訟法第124條規定「搜索應保守秘密」，以及第150條規定「認其在場於搜索或扣押有妨害」，作為執法的依據。

這些規定都是基於「偵查不公開」的要求，確保偵查的程序及結果，同時保障當事人穩私等權益。只是律師未進入搜索處所，何以見得就會妨害搜索進行？檢調所據以判斷的依據為何？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，極易成為濫權行為。

況且「偵查不公開」，本應一體適用所有參與偵查程序之人，包括檢察官、司法警察、被告、證人及利害關係人等，但在實際上常被戲稱為「只適用當事人及律師」的原則，握有公權力的檢調及司法警察等卻幾乎不受限制。

君不見毎當任何刑案偵破之後，檢察官對於犯罪情節及涉案者，常常鉅細劘遺的侃侃而談，就已將「偵查不公開」拋到九霄雲外。但卻又嚴格要求當事人或律師必須遵守，甚至當外界提出質疑，又搬出「偵查不公開」閉而不談，這個重要原則已然淪為公權力濫用的遮羞布！

王案反映出現行法對刑事證人保障的不足，以及檢調「證人被告化」的取巧執法心態，如果不能儘速修法導正，我們離真正的法治國家，似乎還十分遙遠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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